正规配资公司官网她们也会患上疟疾、夜盲症

谭英坐在客厅沙发上，身子瘦瘦小小，却自有一番气势。

花白的短发被利落地梳向脑后，白色的衬衫外套挂满勋章，有些沉，她用右臂撑在身旁小桌上。101岁了，她后背依然挺得笔直。

这些年，关于年轻时的经历，谭英已经向来客讲过无数遍：如何救治伤员、宣传抗日，怎样领导香港火柴厂女工罢工，又是如何在和平年代收集抗战史料、坚持为青少年讲述烽火岁月……但每次谈及往事，谭英的声音都充满力量，眼神也变得专注，紧紧盯着前方，好像跟着记忆回到过去，她还是那个坚韧的卫生战士，在生死一线，想方设法活下去，也想方设法让别人活下去。

“党需要我去救死扶伤。”谭英凭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坚持和信仰。

谭英近照。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铁脚、马眼、神仙肚”

行医救人是谭英最擅长的事。

她出生在中医世家，父亲不光在家乡广东省中山县（现中山市）崖口乡赫赫有名，也常去外地治病，每次出诊，还没成年的谭英就跟在身边，帮忙抓药，动作伶俐轻快，父亲也依赖她。

如果没有那场侵略战争，生活本该这样继续。然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山也无法幸免，尽管在共产党的组织下，当地先后成立了多个抗日群众团体和组织，英勇阻击入侵的日军，到了1940年，这里还是全境沦陷。

“中山县是孙中山的家乡。”谭英记得，当地群众不辜负先辈的革命精神，看到日军在村里烧房子、杀乡亲，大家又气又恨，都力所能及地响应号召，捐钱、捐粮，想为抗日多做些事。

崖口的地理位置特殊，在珠江口西岸，东临伶仃洋，背靠五桂山，易守难攻，也让这里成为当地抗日武装队伍的后勤要地。“当时，我身边有很多年轻人参加了党领导的游击队，看着他们义无反顾奔赴杀敌战场，我心里也热热的。”谭英说。

在战争年代，医生难能可贵，更何况谭英的父亲在当地颇有名望——有次外出行医被日军包围，刺刀就在眼前，他掏出“行医牌”，对方竟然立刻鞠躬。可如果是行医的战士，等待他们的就是更残酷的结局。

危险没有吓退谭英。

“我很早就接触过革命，知道抗日有多重要。 看到那些战士受伤了，我就想一定要把他们救活。”80多年过去，谭英的语气依然不容置喙，在她的心里，每一条生命都是救国的希望。

得知女儿要参军，父亲哭起来，但什么都比不上谭英抗日的决心：“我不想家，想家就等于失败。”1943年，18岁的谭英加入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后为珠江纵队的一部分），1944年又加入了共产党，成了一名卫生战士，担任中山县四区医疗站站长。

年轻时的谭英。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这是个苦差。

一两位卫生员照料一二十位伤病员是常事。除了医疗照护，有时还要给伤病员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衣、食、住、行和安全问题。这意味着她们不仅仅是卫生员，也是宣传员、服务员、炊事员、情报员……几乎全部的后勤工作，都要落在这些年轻的女性身上。

照料伤病员，让他们跟上队伍，是最简单的任务。敌人来了，她们就必须背着伤病员和武器转移；队伍休息了，她们依然在忙，为伤病员治疗、敷药、洗衣服、洗绷带、熬粥、喂食，经常工作刚结束，又要立刻启程行军。

战斗频繁的日子里，一天供不上一顿饭，谭英这些卫生战士，都自觉把粮食留给伤病员，自己吃野菜。她们也会患上疟疾、夜盲症，但在物资特别是药品紧缺的特殊时刻，她们舍不得用一片药、一支针，总是找点中草药应付一下，硬扛过去。有位卫生战士因为患了疟疾，舍不得用药，身体长期忽冷忽热，还要拖着病体随军作战，年纪轻轻，就消瘦到面部、手上都出现了皱纹。

艰苦的生活没有打败她们。谭英从没听过有人抱怨，反而凭借耐心细致的工作，赢得了群众的心。

这些群众饱受军阀、土匪和战乱之苦，见到武装队伍，都畏而远之。为了能让部队扎下根，为伤员争取休养、治疗的场所，卫生员们背着药箱，穿村过户，遇上有病痛的，就诊治，没有病人时，就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的主张。

因为顽强坚韧的品质，她们被称为“铁脚、马眼、神仙肚”。

抗战时期，谭英与战友们合影。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一手拿枪，一手抓药箱

有了群众的支持和掩护，敌人就是“聋子”和“瞎子”。谭英的女儿黄秀华不止一次讲起母亲那段巧救伤员的经历。

1945年的一天，谭英负责的一处乡村医站，接收了两名身负爆破伤的重伤员，他们满身血渍，每个人都有七八十处伤口，其中一名战士还被炸盲了一只眼睛。

乡村医站离公路不远，常有日军来往，但在群众的掩护下，谭英和一名卫生员藏在村里，沉着冷静地给两位重伤员动手术，取出破碎的弹片和泥沙，并精心护理。因为村民掩护得好，敌人几次进村搜查，都平安无事。

然而情况突变，一天，敌人突然要来扫荡，上级通知马上转移伤员。但伤员还无法行走，这愁坏了谭英。她和另一位卫生员找到村民商量，很快想出一条计策。第二天天还没亮，一支披麻戴孝的队伍，就在哀乐声中出发了。

队伍里有人哭哭啼啼，有人吹吹打打，抬着棺材灵柩经过日军常巡逻的公路，一直通过封锁线，到了安全地区。棺材和灵柩被打开，里面躺着的是两位无法行走的重伤员——正是用“假出殡”的方式，谭英和群众成功转移了伤病员，顺利完成了任务。

“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就可以处处战胜敌人。”谭英说。

但更多时候，靠的是自己和运气。

为了给卫生站补充药物，她常得回家取药，然而敌人对药铺盯得很紧，原本最安全的家，反而变得最危险。一次，谭英恰好碰到日军破门搜查，只好带着两个妹妹躲进柴堆。鬼子进门，刺刀一个劲儿地捅，两个妹妹怕得要命，谭英一直淡定地带着她们躲在里面。

许多时候，她都只能随机应变。遇见敌人，她便跳进芦苇荡，躲在水下，利用芦苇秆呼吸，直到听见敌人走远才敢冒头。一次，日军站在屋顶上巡查，她就窝在房屋周围不起眼的排水沟里，但凡有人低下头，就能瞥见谭英，但她没法多想。

谭英拿着的是她曾经到家乡抗战纪念馆参观时的照片，背景墙上的人像是当地的抗日战士。除了右上角的自己，其余战士已全部牺牲。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田间、山头都是她的战场。

那时的医疗站不像现在，有固定的地点，而是伤员在哪，卫生战士们就要出现在哪，最常去的就是山里，为了躲避敌人，只能漫山遍野转着走，山路难行，有时候还要脱鞋前进，“走得脚都痛。”

年轻的时候，谭英就十分瘦小，身高还不到1.6米，但危急时刻，照样拼命背着比自己重几十斤的伤员隐蔽，实在跑不动，就把身旁宽大的芭蕉叶扯下来，盖在自己和伤病员周围，一边扶着治病救人的药箱，另一只手攥紧手枪，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谭英算是幸运的，尽管遇到过种种险情，她最终活了下来，但同村的不少战友都倒在了胜利前夕。几年前，她在崖口抗战纪念馆照片墙前留了影，照片墙上的人，除了她，都牺牲了。

“不会害怕的，哪有害怕两个字。”她指着照片念叨着：“你看上面写的，‘崖口人民英雄不屈的斗争’。”

谭英看着自己曾经到家乡抗战纪念馆参观时的照片。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把故事讲下去

回望谭英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得算上1945年8月15日，那天，日军无条件投降。她们原本还努力在山头隐蔽，收到消息后，无论是参战的战士，还是周围的群众，都高兴得欢呼歌唱。

唱歌是战士们表达喜悦最直接的方式，无论是战争结束后、接上级指示到香港火柴厂做工，还是之后抵达解放区，谭英都曾在激昂乐曲和铿锵的节奏里，找到过力量和勇气。

在香港时，工人们生活辛苦，经常被迫通宵加班。谭英和工人们派出代表，提出保障工人基本生活的要求，但工厂的资方并不接受，工人们只好罢工，然而迎接他们的不是公正，而是更加卑鄙的手段——资方甚至进入女工宿舍，监视她们的行动，强迫工人复工。工人们忍无可忍，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揭穿对方的欺骗和阴谋。

那时，女工们最爱唱的还有“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边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歌被谭英唱到了101岁，有时兴致起来，就用手指在膝盖上打起拍子。

谭英喜欢唱。回到内地后，晚年一直活跃在珠江纵队老战士合唱团，传递革命精神。99岁的时候，谭英还是坚持登台，活动的志愿者们担心她的身体，为她搬来椅子，她拒绝了，一定要站着唱。“我还能站。”

谭英（左）离休后，在一次活动中与孩子交流。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黄秀华觉得，母亲有自己的坚持。

谭英曾先后在广州市总工会、广州市第三中学、广州市妇联等单位工作，妇女儿童工作占据了她的大部分时间。黄秀华小时候不理解，为什么母亲总是忙于工作，常常很晚回家，吃完饭又去工作，到了晚上九十点钟才回来。谭英说，当时百废待兴的广州建设需要自己。

1991年离休后，她本可以安享晚年，但她一点也闲不下来，在过往工作中，她了解到广州儿童剧团的故事，便一门心思奔走搜集信息，抢救这段历史资料。

广州儿童剧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少年儿童抗日团体，成立于1937年，由当地部分学校的小学生组成。抗日战争时期，剧团成员积极宣传抗战，用墙报和歌声唤醒群众，用戏剧揭露日军暴行，后来，许多成员被反动派逮捕入狱，依然坚持。然而，这样动人的故事却在历史的长河中变得模糊，是谭英牵头找回了它们。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她和同事们走访多地，寻找资料和遗物，联系相关部门。2004年，谭英拿出积蓄，并动员广州市妇联的老同志捐款，将小英雄们的抗战故事编印成书；2011年，也是在谭英等人的奔走下，广州市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将广州儿童剧团的故事绘制成一幅幅画作，在100多所中小学巡回展出，收到上万份少年儿童撰写的心得笔记。

“我希望孩子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中国的苦难。”谭英无数次解释，孩子们就像自家阳台上生机勃勃的花草，象征着希望和未来，她多讲一次抗战故事，就多一个人理解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直到2024年，谭英表达还算利落的时候，仍然不时到广州市儿童福利会幼儿园同小朋友讲抗战斗争胜利的故事。因她事迹突出、成绩显著，还曾荣获“广东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广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广州市文明市民代表”等多项荣誉。

谭英的荣誉证书。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每次外出演讲回来，谭英的表情都更加轻松。“她觉得抗日历史能够被更多人知道，很有价值。”如今，黄秀华越来越理解母亲，为什么给儿女们起的名字中，一定要带着建中（建设中国）、华（中华）、民（人民）、保中（保卫中华），为什么腿脚还康健的时候，每年清明节都要去家乡祭拜烈士，为什么一把年纪，依然热衷于给孩子们讲古老的抗战故事。

“我老了，可抗战的故事不会老，教育孩子们铭记历史，是我的责任。”

如今，谭英真的老了。2024年患病后，她的语言表达不再如从前流畅，走路时身子微微弓起来，有时要借着扶手、拐杖才能走路、上下楼，她没法再久坐，不一会儿就显露出疲惫。可只要讲到抗击敌军的故事，谭英的目光就变得锐利，和从前一样，她缓缓抬起右臂，手指并拢在眉前，向历史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新京报记者 左琳

编辑 彭冲 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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